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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一直被各国认为是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贫困的代际传递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长期发展，而且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制度障碍和社会公平问题。
代际传递是很多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此类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与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目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群体的集中，限制和剥夺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对于社会资源的分享，从而出现了被称为“穷二代”的社会现象。“穷二代”的父辈多为产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财富的部分人，这一群体广泛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被称为“穷一代”。“穷一代”的子女由于受到出身、教育、成长环境等因素影响，往往也很难摆脱父辈的命运，从而导致贫困发生了“代际传递”，即出现了“父母贫困——子女受教育水平低、社会网络简单——子女就业能力低——子女再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
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城市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限于家庭经济资源的穷困处境，普遍面临生存和发展风险。调查结果显示，贫困消弱了青少年医疗保健的机遇。55%的贫困家庭青少年没参加自费疫苗接种，其中有近一半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家庭中有1/3的贫困青少年未参加保险，其中近2/3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贫困家庭青少年生病时，也有相当部分家庭因为经济贫困而拖延给孩子看病。
社会交往天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体现了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心显著低于非贫困生。由于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下降，城市贫困家庭往往会陷入社会交往的困境，对贫困青少年之间需要经济开销的交往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城市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上与其它青少年是均等的，但在教育质量上有些差距。由于经济的原因，就读的贫困青少年中，73.2%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付费补习班或请过“家教”。
教育救助方面，86.51%的家庭没有过子女教育方面的帮助。青少年的教育费用主要靠家庭来支撑。城市贫困家庭就读青少年中，只有25.98%的青少年享受学费减免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救助措施仍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
42岁的宫经平是湖北省随州市万店镇人，目前和丈夫、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家3口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宫经平21岁的儿子站在屋外不愿说话。“儿子21岁了，到现在还不愿和别人交流，就喜欢上网。他是职业中专毕业，原来在科技园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元。他觉得没前途，轻易就把工作辞了，到现在还闲着没事干。老家的地都被征走了，儿子回去没有生活来源，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宫经平说。
九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韩胜利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为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也到西安去打工……九年过去了，老韩吃惊地发现儿子小韩大学毕业后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还掉以往欠下的债。“知识改变命运”在他家似乎成了海市蜃楼。虽然，“知识改变命运”并不是说“知识会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来自贫困家庭的小田毕业于一所二本师范类院校，大学四年，她学习刻苦且成绩优异。毕业那年，由于没关系、没背景，她在四处碰壁后总算签下了一所县城高中，每月工资奖金不到两千块。“尽管工作地方的气候、饮食、人文环境，我都难以适应，但是想着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我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要钱，我实在没有资本和魄力不计后果地辞掉工作。”小田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命运对像我这样的人挺不公平的，像我这种人这么努力，生活却磕磕绊绊，离想要的东西总是很远很远。”
小田不愿一辈子呆在那个不喜欢的县城，更不愿放弃当初的梦想。她一边上班一边准备，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如愿以偿地离开那里，去读研了。如今，当小田再次面临毕业找工作问题时，她曾经有过的迷茫和失落再次涌来，让她不得不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
专家分析，近十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家庭是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的社会地位、学识修养、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对子女的成长都有着较大的影响。而贫困家庭及父母所能提供给子女的衣食、教育、与亲代交流沟通的机会和方式等早期社会化的必需条件都较差，这会极大地影响着贫困家庭子女的健康发育、心理素质、眼界视野和知识的猎取。
贫困家庭的交往对象往往都是与自己一样贫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而社会下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非常稀缺，这使得贫困家庭常常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另外，贫困家庭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也意味着贫困家庭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曾经提出著名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贫困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贫困文化。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等。此种类型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对其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贫困本身也就得以在此文化的制约和保护下不断延续。
发生在“穷二代”们身上的极端个案颠覆着人们眼中穷人家孩子所具有的勤恳、质朴、善良、懂事的良好形象，少部分“穷二代”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思进取，渴望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又不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艰苦的劳动；对父母的艰辛视而不见，把父母的付出看成理所应当，不肯为家庭作出贡献，却总是把父母当成提款机；只是认为父母有培养自己的义务，却认识不到自己应该为父母为家庭承担一定的责任。
巴西是拉丁美洲地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巴西政府推行民生福利政策，稳步缩减贫富鸿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3年10月，巴西政府推出“家庭补助金”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每月向最贫困家庭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儿童的入学率，满足贫困人群的卫生医疗需求，从而达到减少贫困、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提升社会包容性的目的。
巴西劳动和社会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巴西贫困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2%下降到22.9%，最贫穷人口得到的财政转移所得占其全部收入也从10%上升到18%，这表明诸如“家庭补助金”等民生福利政策对减少贫困发挥了巨大作用。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经济大国之一，但是，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这成为了困扰历届政府的突出难题。为此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减少和消除贫困问题。1997年，墨西哥政府推出了“教育、卫生和食品计划”，即现在仍在实行的“机会均等项目”。该项目改变了此前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食品的做法，调整为向他们直接提供现金，希望能够借此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而被资助家庭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改善自己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进行教育的投资。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在中长期提高这些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使他们最终能够凭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
机会均等项目规定，在食品支持方面给予每个家庭19美元，而除了向家庭提供现金的支持外，还有一个辅助的营养项目，即向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提供辅助营养补充。在健康方面，提供一种持续的、预防性的医疗服务，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和性别，要求受资助人必须要定期进行体检。在教育方面，向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每人每月提供从十几美元到七十几美元不等的奖学金帮助，但是，要求每个月上课的出勤率不低于85%。还有就是青年人机会均等，这个项目主要是向年轻人提供一些激励，促使他们在21岁之前完成高中教育。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向贫困家庭提供能源补助，让他们使用电或者天然气。
机会均等项目推出以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97年8月推出的时候，最初有30万墨西哥家庭接受了帮助，这些家庭均分布在农村地区；到2004年的时候，该项目的覆盖人口就达到500万，而且不只局限在农村地区，其中有70万是城市家庭。2009年至2010年又有近百万的城市贫困家庭被纳入到这个项目中。
目前，在围绕如何解决“穷二代”问题上，社会上有多种看法。
有的人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教育就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要改变贫富代际传递的状况，政府有义务提供普遍且公平的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越发展，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就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教育对穷人而言，是一根最公正最有力的向上攀登的绳索，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因为，子女有希望，他们才不会绝望。所以，让穷人的后代不再是穷人，就得让穷人的孩子上得起、上得好学。
也有人认为，对贫困者而言，也存在着突出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如果分配制度能够更加公正合理，贫困者还是增收有望的。至于减负方面，更有潜力可挖。在现阶段，我们的一些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到位，有的在改革方向上甚至还有与社会保障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倾向。如果能够将这些本该主要由社会公共职能担负的负担卸掉其主要分量，贫困者就可以轻装上阵，在提高自己和再就业脱贫方面更有活力。
还有的人认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固然在于其本身缺乏知识和技能这种“内因”，但诸多“外因”或许更容易让其无可抗拒、一筹莫展。换句话说，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其所需要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是造成其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又岂是单纯促进就业、给予一定生活保障所能解决得了的！
此外，有人提出，要改变贫富“代际传递”的现象，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弱势群体的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的培训和救助容纳到社会保障之中。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改善之基，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60多亿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解决农村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不足和优秀教育人才缺乏的问题。在特殊人群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覆盖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惠及482万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0%。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近年来，我国建立并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其它形式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已有超过60万人次获得大病补偿。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002年的57.7%下降到2011年的34.9%。居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明显下降，困难群众看不起病问题得到缓解。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的95%以上，超过13亿人。2012年，我国养老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意味着全体国民都拥有相应的养老制度安排，所有城乡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由乡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三大社会养老保障构成的“制度组合”中对号入座。
一篇关于长沙等地“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研究表明，“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这一群体主要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
“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市民门槛很高，一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商品房，但这对于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穷二代”大学生来说，基本不可能。另一条途径是要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等单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目前，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类型多样，分布在多个行业和部门，但在高收入行业的比例仅占就业大学生总体的16.2%，52%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还有31.8%的人没有正式工作（兼职或无业状态），反映了该群体的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同时，调查显示，湖南省近三年毕业的“穷二代”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显著低于该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很大。扩招前后数据对比表明，大学生的就业资源较为缺乏，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冲击更大。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获得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获得信息”的占58.5%，“通过家庭、父母获得信息”的占10.4%，“通过人才市场获得信息”的占10.1%，“通过同学朋友获得信息”的占9.2%，“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占7.3%，其他渠道占4.5%。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就业信息的获得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更喜欢、更信任传统的渠道，其就业主要是依靠高校的力量，主动性不够。
“穷二代”大学生工作后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表现出努力抗争或宿命心态，特别是男生群体，比较偏激，处理矛盾时容易冲动。调查与访谈得知，未顺利就业和就业质量不高的大学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评价较低，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和制度的因素导致了自己的困境。令人意外的是，就业质量较好的穷二代毕业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的评价也较低。
2008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农村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部分人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微博)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杨东平对北京小升初现状的研究显示，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微博)的竞技教育。“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数据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达到顶点后一路过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竟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第一题:从所给材料中，分析归纳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50分）
3.作答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第二题:结合所给材料，围绕“知识与命运”写一篇议论文。（50分）
4.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作答在其它地方一律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