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A县这座曾经一顿饭功夫就可以横穿的小县城，现在环线有了、广场大了、楼多了、街宽了、灯亮了，到处显露着向大城市看齐的雄心。短短几年间，A县城区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扩至近20平方公里，人口由不足10万增至20万。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少人从外面回来，迷失在楼群车流之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位种了几十年水稻的新市民说，进城不只是换个地方，更是换个活法。村头闲聊变成广场漫步，坐便取代蹲坑，大超市冲击小卖部，城镇化的时代洪流一改农村长期封闭、单调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变化，乡亲们也有各种“吐槽”，规划落后、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学校人满为患、公厕难找、停车不便……从中我们体会到“城市病”正在向一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镇蔓延。
如果说种种“城市病”反映城市功能不全、百姓生活不便，那么城市发展的误区则挤压着人的发展空间。城市建设铺摊子、摊大饼等做法还较有市场，不少基层干部面对大片“有奠基无下文”的项目用地也是忧心忡忡。相比城市资源的空置，群众权益的“悬空”更让人忧心。
专家指出，我们的城市化必须从“速度型 ”转向“质量型”，由“物质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中的“人”，既泛指全中国13亿人口，又重点指的是8亿具有农民身份的国民。尤其是长期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的2.6亿农民工群体。谈及城镇化只论及农民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因为人的城镇化要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本质上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互化的过程，“乡下人”到城市从事非农产品工作加快了城市的繁荣，“城里人”也理应带着资金技术到“乡下”经营农业活动，给农业农村输血补钙。只不过“城里人”是自建国以来凭借城市户籍享受了“剪刀差”等带来的比“乡下人”更多更久的公共产品等社会福利的既得利益群体。例如，“乡下人”曾向“城里人”免费提供了几十年的“商品粮”、“商品棉”、“统筹提留款”等农副产品和资金供给。为了支持城市发展，农民和农村几乎被“掏空”或“半掏空”，由此产生农民、农村生存与发展的严重贫血缺钙现象。所以，城镇化与8亿农民的利益格局调整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中最艰巨的关键任务。
材料2：
1988年，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把我国某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德国人的经验来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验”。这一经验50年来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从地理位置看，南张楼村距离市区20多公里，当时有1021户4000多人。德国人看中的就是南张楼村的“天然劣势”：不靠城、不靠海、没有大型企业、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人多地少，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
如今的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个功能区。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村内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这个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条，村民住房多为简朴、舒适的平房，每户的大门上都有统一的门牌号，路两边都有路灯，并设置了垃圾箱。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有室内卫生间、配备淋浴设施等。村子北边建有小学、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医院。一座清新典雅的红色三层楼房就是小学的教学楼，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接受被德国人称为"双元制"教育的素质教育。德国人特别重视孩子的动手能力，学校设有微机室、木工室、图画室、玩具室。文化中心建有一个装备了现代音响设备的大礼堂，礼堂内有1200个座位，满足一户一个的需要，每年3月在这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大家按号入座。村里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进行。 文化中心前绿草如茵的广场、造型别致的雕塑，还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让这里看上去与城市的文化活动场所没有什么区别。村里还投资了120万元修建医院，村民的小病小痛不出村就可以得到及时救治。
村南边是占地150多亩的民营经济园区，织布厂、石油机械厂、面粉加工厂等50多家村办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其产品销往欧洲、美国等地。去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为2亿元，纳税500多万元，占所在乡镇财政收入的90%。
这里的工厂每年放两次假：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30分到11时30分，下午12时30分到4时，余下点时间，留给农民工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白天进厂，下班种田，农闲进厂，农忙进田”，已经成了南张楼人主要的生活节奏，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劳动力在村里的工厂上班。
超市、美容美发店、移动营业厅、酒店、婚庆楼等鳞次栉比，凡是村民们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基本上不用出村就可以享受到。村里设有通往附近县城的多条公交路线，即便出村也很方便。
近年来，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南张楼村还诞生了一项新产业----旅游。依托“德国村”这一品牌，南张楼村积极打造“省级旅游特色存”建设民俗博物馆，修建中华袁氏博览园。现在，每年都有100多批人到村里参观旅游。
二三产业的发展，几乎消化了村里全部的剩余劳动力。除了上大学后留在外地发展和210个村民仍在国外创业，其他人都在村里工作生活，全村4300口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城里打工，从这一点看，应当说实现了项目的初衷。
日前，南张楼村启动了社区化建设，成为周边7个村的经济、文化和居住中心。投资2000万元、正在筹建的老年公寓，将成为全镇老年人住养、医疗、康复的幸福乐园。
要问南张楼人的生活与城里人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村民的回答很实在：“现在唯一与城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暖。”
村长也提到了“两点遗憾”：一是“没有听德国人的话修建停车场”，二是“没有听德国人的话将房子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式”。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人在全村规划了4个停车场。可当时村民一辆车也没有，谁也不认为修建停车场有什么用处。所以，在建设时毫不犹豫地把停车场取消了，尽管德国人一再劝说“将停车场预留地暂时建成绿地也可以”，但那时村民连“绿地”这个名词都还没听说过呢！现在，村里有各种车辆1000多辆，“车满为患”的现代人让人不禁想到了德国人的先见之明。房子为什么没有按照德方的意见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式呢？20世纪60年代以前村里的房子就是青砖小瓦式的，70年代后才开始用红砖红瓦。所以，80年代末德国人提出用青砖小瓦建房时，村里人首先想到的是“倒退”二字。村长说，“假如当初听德国人的话，将村民的住房全部建成青砖小瓦的四合院，现在恐怕光靠旅游，收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材料3：
老李是老上海人，他认为以前的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里弄，大致相当于北方的大院儿、胡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许多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深圳的前途在于创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样的熟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深圳人应该直面移民社会、陌生社会自身的问题。人类法制史证明，移民社会最容易认同法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起源来看法律是人类道德沦丧、无法自治之后产生的。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恰巧成为法律产生的心理基础，既然大家彼此缺乏交往、信任的历史传统，讲良心道德不一定得到好报，那就干脆把理说在明处，制定一套法律规则，不靠良心而靠强制力来维系。法律是不易自发产生信用的陌生人发明的强制性信用工具，是恶而不是善推动了法的产生。深圳必须迈过法制这道坎，才能真正步入一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
材料4：
老张曾经居住的四合院已经于上个世纪80年代拆掉了，上面盖起了商贸大厦，老北京们搬到东西环外，住进了楼房。偶然翻开北京地图，老张想起曾经在四合院里生活的一幕幕，他无限感慨：“原来，咱也在‘文化遗产’里生活过！”
四合院是华北民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既不同于上海的石库门、山西的乔家大院，也不同于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更不同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闽派民居。四合院是华北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北京四合院或独家独户，或数户、十几户合居，形成一个符合人性心理、保持传统文化、邻里关系融洽的居住环境。谁家做饺子了，都要给街坊邻里端上一碗，北京人的客气、有礼、大度、热情就是这么来的！尤其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街坊四邻纷纷解囊出手相帮的景象最让人感动。数代人的居住实践表明，住在四合院，人与人之间能产生一种凝聚力与和谐气氛，同时有一种安全稳定感和归属亲切感。这与现代公寓住宅永远紧闭大门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照。
四合院也不是样样都好，老张说他生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胡同只有两三个厕所，还都是旱厕；还有用水，整个院子就一个水龙头，赶上用水高峰，往往要排队；四合院里没有暖气，到了冬天家家要生一个蜂窝煤炉，不仅呛人，还容易煤气中毒。如今若回到了原先的四合院去居住，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了。
以前，街坊四邻就是一个生活圈子，大都是熟人，熟人之间的约束力很强，讲得更多的是通过道德实现自律和他律，通过关系互帮互助，也更讲求公共治理的一些理念，有事大家一起协商解决。而现在，原有的文化传统因为诸多因素的改变派不上用场，原先讲求情谊、诚信、友善和互帮互助的传统礼俗会逐渐变淡，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元素也就慢慢成为一部分人的集体记忆了。
材料5：
